《一样的天空，不一样的我》

“短视频杀死了电影”曾经是影迷圈的一个热门话题，核心论点是影迷们认为，短视频不仅夺走了长时间专注于一事一物的注意力，还通过几分钟讲电影的方式把电影变成了速成的罐头食品，有损电影的艺术性。对此，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有，在这场争论之后，渐渐地，大家开始把短视频推到了电影的对立面。

然而，近期有一部公映的纪录片电影《烟火人间》用887条短视频素材拍了部80多分钟的电影，它是首部由509位普通人拍摄的纪实影像共创而成的竖屏院线电影。自上映以来，该片获得贾樟柯和戴锦华等电影圈名人的称赞，他们对这种实验形式都表示难能可贵且勇气可嘉。但也有不少观众认为，这只是一部短视频集锦的长片，不能算作是一部电影。面对如此两极分化的评价，南都记者专访了本片导演孙虹，她表示自己的作品看似简单的集结，背后却花费了数人数时的心血，蕴藏着大量看不见的功夫。同时，她还在创作手记和访谈中提到自己在刷短视频的过程中，陷入过“羞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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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是一种“自我书写”

南都娱乐：当初你打算用短视频拍电影时，有没受到质疑或鼓励？ 

孙虹：我们最开始拍这个电影时是短视频刚刚兴起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纪录片人，特别想把这种时代的变化和更新给记录下来。记录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可以拍几个短视频的用户，用传统纪录片的方法，讲述他们的故事，也能够去反映社会的变化和技术的更新对人们的影响。但是，我们考虑了现在的情形，人们用手机自己拍摄自己的影像，跟我们用传统纪录片的方式去拍摄他们的生活，在本质上存在着一种视角的区别。自己拍自己是一种自我的表达，它具有主动性和主体性，这与被别人观察、被别人记录和被别人表达的方式很不一样，它具有另一种维度的真实。但这种真实的影像很可能被埋没在浩瀚的短视频海洋里，因此作为纪录片人，我们需要去打捞这样的一些影像。

我自己团队内部主要都是学纪录片学影视传播的，所以我们都认可这样的影像非常有价值，以及做这种尝试的意义，所以我们内部都没有怀疑过这个选择。但会有担忧，因为没有人尝试过这样一种方式。我们之前有参考过一部纪录片《浮生一日》，是YouTube平台向全球的用户征集他们在同一天里拍摄的影像，完成一部众创纪录片。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使用的是在同一主题设计之下征集而来的影像，因此这些影像没那么大的格式差异，并且是以横屏为主的。视频征集的模式使得《浮生一日》还是避免不了主题的预设。但对我们来说，我们直接使用的是现存的短视频影像，因此在创作影片之前，我们先去进行了一个“云田野调查”，以调研和理解短视频中的现实。但我们并不知道最后能不能从茫茫的视频海洋里找到一种方式，把这些碎片整合起来变成一个长片。所以我们虽然没有质疑过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但是我们有过畏难的情绪，不知道能不能够最后真的做成一部纪录电影。于是我们先剪了一个片段，只有十几分钟，大家看下来，看完了之后还能带给人们一点不一样的感受，或者说一种特殊的力量感，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觉得也许这个事情是可行的，于是再想办法去变成一个八十分钟的片子。

好多人会觉得这个影片是不是一个短视频集锦，然后觉得没有包含所谓的艺术创作。但我觉得这很可能是人们不了解创作过程而导致的误解，因为让这些短视频变成一个可以被观看的八十分钟电影，这个幕后进行了许多的艺术上的处理和努力。首先山西众志诚律师事务所，内容上我们需要从百万条短视频，最后凝练出来八十分钟。每一帧每一秒的选择都包含了创作者的选择，无数个选择构成了这部电影，可以说我们的创作首先从选择开始。其次，我们在形式上也不断进行着创作，无论是多屏剪辑，还是电影声音、音乐和影像的处理，在观众自然而流畅观影的背后饱含着创作者们曲折而人工的努力。 

南都娱乐：据资料显示，你浏览了数百万条短视频、下载了5万多条素材之后，最终用了509位创作者的887条作品。在从浏览第一条到百万条的筛选过程中，你的心态有发生过什么改变吗？

孙虹：这个变化其实还是挺明显的，最开始我们的素材小组其实是一个十个人左右的团队，大家的工作就是先去了解短视频里头的现实。传统纪录片我们要做田野调查，要去很多地方深入考察，可能去的都是一些无人之境，然后再去观察生活，观察人。我们这个小组其实做的是“云田野”，通过在手机里刷短视频完成。观察这些碎片化的现实，然后从中去提炼一种新的认识，这样的过程，其实也是田野调查的过程。一开始我们进入到这个短视频社区里头，首先确实是有一种新的世界被打开了的感觉，你会发现很多的影像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新奇的，不同视频里的人从事着不一样的职业，过着跟我们完全不相同的生活。当我们遇到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新鲜的素材时，我们就会点进这个用户的页面，从他的第一条视频看到最后一条视频。很多时候你看到了这个用户的喜怒哀乐和他成长的过程，你就会有一种深深的反省。就是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在短视频里看到是一个景观化的、符号化的世界，但我们没有走进一步去了解，这些符号背后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我对我曾经的“新奇”会产生一种羞愧感，原来我曾经刷短视频的过程可能只是进行了一种符号性的消费，却没有真正去关心过符号背后的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喜怒哀乐。所以我们试图把这些看起来新奇的影像放上大银幕的目的，不是因为它们新鲜，而是为了去把影像中的主体还原成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让这些平时生活中被我们忽视的人，如今能够有一个机会在大银幕上被看见，并且让他们的日常和劳动放在一个可以被仰视的地位。

南都娱乐：2016年，网上流传过一篇文章《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随后，这批用户群体逐步被“奇观化”。你在创作手记中和刚才的回答中都提到“我们为这种‘奇观’深感羞愧”，能否展开说说这种羞愧感吗？

孙虹：这种羞愧是为平时生活中的一种习以为常的熟视无睹而感到羞愧。比如城市里的建筑工人每天也许都擦肩而过，但其实我们并不知道里城市的建筑工人每天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像“搬砖小伟”，他的这种肌肉和身材是来源于他们日复一日地风吹日晒；我们也不会知道，原来城市正在建设的那些高楼上，有一群美丽的塔吊女司机，她们可能要克服高空的恐惧，上到城市顶端去进行高空作业。而且她们上去一次太费劲了，于是一日三餐都带上去吃。但是也只有从她们的短视频里，你能够看到城市上空平常人看不到的最美云海。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从她们的视角出发去看过这个世界，但是她们记录自己生活的影像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可能，这些（短视频）存在着一些奇观化的景象，会被认为是消费语境之下，为获得更多人的关注而进行的一种演绎。但你反过来去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会希望博得眼球呢？他们大多数时候是被忽视的。我们之前一直都说技术的发展使得每个人用不同的工具去进行书写，最开始的时候人们用自来水笔去书写，到后来法国新浪潮时，摄影机成了一种新时代的自来水笔。现在，手机无疑可能是当代的自来水笔，同时这种自来水笔突破了教育的壁垒——你不需要会书写才能表达自己，你用手机拍摄就有了一个机会去表达自己。技术给了他们一个主动表达自己的机会，这是这个多元时代带给我们最大的冲击和意义。

南都娱乐：你认为这批短视频创作者用手机完成了一次“自我书写”，我留意搜集到的部分短视频，加了很重的美颜滤镜特效，你有没担心过，这些创作者对现实的加工会影响到真实性？ 

孙虹：对他们来说，这些影像中包含了他们希望被别人看到的样子，这种主观的真实也是他们的自我表达，而不是我们去强加的。虽然他们会自带滤镜地拍摄，但是传递的情感是真实没有距离的。外在的加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有趣的元素，但不妨碍情感的真实。 

南都娱乐：他们“自我书写”的视听语言，会不会只是一种模仿或现成模板的使用，这种“自我书写”并不是真的“自我”？ 

孙虹：这确实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其实每一个人，不管是自我书写还是他人书写，都生活在一个结构里，你没有办法排除结构对你的影响，这个结构可能是一种社会的或政治经济的结构，这个影响是永远存在的，山西众志诚律师事务所不可能去剥离。实际上，我们认为纯粹的客观真实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剥离所有主观性或者所有社会结构影响的独立的存在。只要影像中包含了人性的因素、人的选择，就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主观。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努力接近一个非人性的、非常冰冷的客观真实，这个是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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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视频里提炼现实山西众志诚律师事务所

南都娱乐：你打捞这些短视频影像有什么偏好呢？ 

孙虹：我们使用的绝大部分影像的用户，没有多少粉丝，他们拍视频的动机更多是记录生活和分享生活，通过在短视频社区中与他人分享生活并互动，完成一种社交，事实上拍摄这些作品其实已经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在搜集视频的过程当发现，卡车司机的影像非常多，卡友们之间非常团结和温暖。为什么卡车司机的影像如此之丰富？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他们是所有劳动者的群体里最孤独的一群人。他们的工作经常是自己和卡嫂两个人在路上，所以卡嫂就会去拍摄一些卡车司机的生活视频。他们因为缺少与他人的接触，所以拍摄视频、记录生活，通过这个视频社区去社交，是获得人与人之间链接的重要方式。因此在我们去打捞的这些影像当中，其实绝大部分是记录这种生活的影像，他们把拍视频当做生活一部分。 

南都娱乐：从你的创作手记可见，这部电影有很清晰的创作概念——希望拉近人与人的距离，消除偏见，你在创作时有没警惕过会陷入概念先行？ 

孙虹：我自己会觉得，形成现在的篇章结构和概念的前提是我们对短视频社区首先进行了观察和调研。我们最开始曾经也有过一些其他的构想，比如能不能用人的一生来去串联整部影片，但调研后，你会发现短视频社区每个年龄段的影像的丰富程度是不一样的。随着年龄增大，人们也会逐渐地建立隐私，或者说界限感，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年龄阶段的素材都能够支持你去创作。短视频社区跟现实的生活是存在差异的，或者说不同的短视频社区，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在做传统纪录片时候，也需要观察生活，这个影片则是在观察并理解了短视频中的现实之后，再进行创作和表达。最终它能够成为一个作品，一定会具有创作者对现实的思考。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跟传统的纪录片拍摄方式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仍然遵循从现实里（短视频所呈现的）去提炼内容的过程。 

南都娱乐：短视频拍摄者用手机拍的视频，最后要用在大银幕上展示，你是如何解决画面和声音等相关的技术问题？ 孙虹：其实还是花了非常大的功夫，技术上的创作也是创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你要去符合大银幕的一些技术标准。很多观众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没有体验到一些技术上的违和，这种流畅的体会背后蕴含着我们所有创作者的努力。比如说，这些短视频的原视频几乎每一条都是配了音乐的，会掩盖这个视频的同期声，我们不可能把音乐各异的视频直接放在一起做一个集锦，人们是不可能看得下去的。所以，我们把原视频中所有的声音一起去掉，然后再用电影拟音的方式去给短视频进行声音设计，从而还原当时现场的声音，这个工作量是巨大的，但这个工作是一个不会被看见的工作。还有影像的一些问题，我们有两种解决方式，第一种是寻找更好的素材来替换，第二种是找不到更好的时候，要进行一种后期的处理，我们是在电影资料馆采用人工加智能的方式去对这个影像的像素进行画质的增强，同时还要配合电影的调色，让影像本身符合大银幕的观看标准和体验。

南都娱乐：你曾评价这部电影里把不同短视频并置是一种“多屏蒙太奇”，这个概念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孙虹：这部电影要解决横屏和竖屏之间的冲突。现有的视频记录方式是手机，它最便利的拍摄方式是竖屏。但如果我们单单在大银幕只保留一个竖屏，会是很大的浪费，因为银幕左右两边的空间就没有信息，是一种画幅信息的损失。后来，我们也借鉴了一些艺术展览，很多的艺术家会利用竖屏去拼接，进行一些屏幕之间互动，这种创作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当然，我们也试过三个屏拼接，因为要拼成一个横屏的话，它可能就是三个方块儿去拼接，但我们采用了五个竖屏的原因是，五个竖屏是最接近大家手机拍回来的比例的。为了尽可能地还原每一位用户拍的竖屏比例的信息不被损失，我们还是采用了五个屏幕去拼接，刚好能够拼成一个横幅的画面。解决这个冲突的过程中，它确实给剪辑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剪辑可能要处理同一个时间段的几个屏幕之间的关系，可能相当于剪一部电影，却要花四到五倍的时间。但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收获了一些新的启发，比如原来电影中的蒙太奇指的是上一个镜头和下一个镜头之间的关系，而“多屏蒙太奇”则给了我们新的可能性。在同一个镜头的时间内，我可以拥有五个屏幕，代表了五个不同的时空，五种不一样的人生。这五个屏幕之间，它其实是会发生新的一种关系，从而建立一种新的意义。比如五个屏里头有四个是向前奔跑的小鸭子，然后中间有一个屏幕是上班族，会让人联想到上班的我们就像这些小鸭子一样，也被生活驱赶着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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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满足即时需求

电影是更深度的体验

南都娱乐：你如何评价这几年影迷冒出来的“短视频杀死电影”的声音？ 

孙虹：我认为短视频和电影满足了人们不同的精神的需求，所以并不存在一个文本攻击或侵蚀了另外一个文本。可能对于短视频来说，它会把我们碎片化的时间里很多即时性的需求给填补了，但对我来说仍然具有不满足的地方，比如我可能刷到某一个视频，我很感动，但我刷过了之后，这个感动也就离我而去了，可能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沉淀下来，或者说让我去进行一种深度的思考。这就是为什么电影是另一种被需要的媒介，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短视频在深度上的不足。一方面，它可能会让我们去理解每一个碎片的现实社会在整体性当中的一种位置，另一方面它能够把这种瞬间凝固在一个八十分钟的线性叙事的文本里，在这样一个电影的文本里头，我们往往能够获得一种深度的体验，这种深度可能是一种思考的深度，也可能是一种情感的深度。

短视频遵循的是一种推送逻辑，它根据你的需求为你定制并推送内容，所以最后用户刷到的仍然只是他们自己关心的世界。但电影的逻辑是反着来的，不是说为不同的人推送不同的电影，而是同一部电影去寻找与所有受众之间的一种共鸣。它可能挖掘的是人更深层次的一种共性、一种需求，而不是一种每个人不一样的需求。你会发现电影最后希望能够传递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我们生而为人，有共同的物质需求和情感需求，它构筑了电影。电影院是会永远存在的，不管未来影院的规模是大了还是小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空间仍然是给人们去造梦的空间。人们可能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黑匣子里头，才能够去静下心来体会另外一个时空当中所讲述的故事、情感和深度的思考。 

南都娱乐：你有邀请电影中短视频创作者来看吗？他们看了后，有给你什么反馈吗？ 

孙虹：我们告诉了每一个创作者这个影片要上映的消息，给他们送电影票。我记得电影里有个叫“大橙子”的跑船女孩子，我刚开始做这部电影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姑娘。做完电影的时候，她已经出嫁了。在清华首映式的时候，我也请她来看电影，那个时候她是带着自己的两个娃来的。我记得她以前说我绝对不要嫁一个跑船的人，结果她后来还是嫁给了一个跑船人，然后两个人一起跑船。那天她来清华也特别不容易，小宝宝才十一个月多点，离不开妈妈，他们得把船靠在某个最近的港口，然后再从那里坐公共交通来到北京。

还有，我们还邀请了“水稻杨哥”也来到了首映仪式的现场，他看完电影后的感受就是觉得这部电影才是我们真正的老百姓的日子。这些人的生活，虽然在大部分的叙述当中并不占主流，然而这些人却是真实而可感的。 

南都娱乐：这部电影是在2018年开始创作，2020年就在平遥国际影展完成了放映，今年1月13日公映。隔了好几年，短视频的媒体生态也发生了改变，你觉得这几年的短视频创作跟你当时制作电影时有何不同？ 

孙虹：我觉得短视频的创作似乎会有一点点趋同，某段时间流行什么，然后大家都会当模板，一起去创作一个类似的东西。如果我们现在再去做这样一个片子，可能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打捞我们想要的纪录性质的影像。当年的那种纯纪录性的影像减少了，娱乐性的虚构创作反而更多了。但还是会有一些人是真正在记录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会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寻找并定位这些影像。

采写：南都记者 刘益帆

图片：受访者提供山西众志诚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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